【當代散文】廖志峰／開往普林斯頓的慢車（上）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余英時教授八十八歲生日，上周五已有讀者從海外打電話來，問《余英時回憶錄》何時出版？他看到了《明報月刊》這期刊出的文摘中余教授回憶他的香港生活，感到非常興奮。我說不準出版時間，因為還有幾章還沒寫，他還會寫多久呢？我不知道，整個改稿過程很漫長，等於重寫訪問稿了。書寫和出版都在和時間賽跑，但時間一直跑在我前面。

《時代周報》刊出一篇專文向余教授賀壽，題目是「有尊嚴的知識人」。知識人一詞是余教授向來喜歡自稱的，有一種專業專注的向度，照片是舊照片，印象中是李懷宇所拍的，那年大概是二◯◯九年吧。余教授二◯一四年回台接受唐獎頒獎，後來我有幸和余教授合照一張，至今不能忘記那握手時的感動。

昭翡問我有沒有打電話向余教授祝壽？我一是不敢，二是電話恐怕也打不通，我還是習慣這樣安安靜靜地在一旁。至於，書要怎麼出？恐怕還是得等了，不過，余教授都說書要交給我，我也不那麼擔心了，只是不知何時寫完，我一定要努力撐到那時。

出版是一種考驗，也是一場馬拉松賽跑，我始終不確定自己的跑步節奏對不對？只是希望自己維持在跑道上，不要掉隊太遠，而這本《余英時回憶錄》就是這場馬拉松的聖杯，我想我還要跑一陣子才會抵達。

我一直是平凡的人，只有當我有機會做到不凡的書時，我才感受到出版這份工作的神聖，它同時也照亮了我。

二◯一八年五月七日

意外接到余英時教授的電話。他的聲音溫暖和藹，聽不出歲數。他說：你別著急，我已經開始找照片了。但我怎能不著急呢？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深夜抵達紐約，嚴重時差，怕誤了隔天到普林斯頓的火車，夜半一直醒來，住在一間百年公寓的市中心旅館，有趣的體驗，品質不佳，狹窄的單人房，衛浴共用，聽著各種聲音，此起彼落，是一篇小說的開端。

這間建於一九三◯年代的公寓旅館，在三樓至五樓，沒有電梯，入住時已經是清晨一點了，幾乎沒什麼睡，就起床準備前往普林斯頓，天色亮時才發現一整層竟隔成三十個小房間，房間內只有一張床和一小茶几，不能再小的單人房，像是船艙臥鋪，聽說以前是專供在飯店工作的人住宿的地方，我頭一次覺得自己住進了作家才會住的旅館。那麼，我要寫什麼呢？

我想起柏格曼因為胃痛，半夜起來寫劇本，我則是失眠，只好寫臉書。天既然亮了，也不用睡了，該起來找路前往賓州車站。

二◯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大學時讀到《歷史與思想》，對余英時教授平實易讀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十分驚豔，也讓就讀中文系的我，開始有了一種歷史的眼光，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照今天的我，是有脈絡的。書上當年用螢光筆畫的重點，到今天已成了咖啡色塊，是時間的見證。即將離開了普林斯頓，後會難期，於是請余教授簽名留念，我對余教授說：我不敢請求題字，但簽名應該是可以的吧。余教授說：我知道你不會開口，但我會寫給你。我只能傻笑。這次來美的機上，重讀此書，仍然有當日初讀時的感動。

二◯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才從普林斯頓世外桃源的仙境來到了紐約，迎來熟悉的大城氣味和喧囂。如果普林斯頓之行是夢幻，那麼現在到了夢將醒階段。住在下城的便宜旅館，余教授曾問我有沒有朋友在紐約，怎麼找到住宿的地方？我說，就上網找地鐵線旁的小旅館，方便進出，他要我自己小心一點。余師母給的一大袋水果沒吃完，我又拎回紐約，我那時看到了一大袋，愣住了，師母以為我要待多久？

記得第一晚和兩位老人家吃飯，點了一整桌菜，牛肉乾絲，梅干扣肉，豆苗，烤龍蝦，餅，白飯，我嚇壞了。他們對我喜歡吃的，各有認定，所以都點了。也該驚嚇的，太受寵若驚，到現在還沒有回神。此刻，一個人在下城八樓的房間內，想著這不可思議的旅程，而樓下對面酒吧的客人，看完了足球賽剛散，紐約要進入稍為安靜的時刻了。

余教授說，沒有想到我們一直沒有這樣聊過天。我說，余教授很少回台灣，在台灣，我恐怕也很難見到您。

臉書上一點一滴寫著這幾日的心情，有些是突然想起，趕快記錄下來，怕自己忘了。我見余教授時既沒筆記，也沒錄音，深怕斷了他的談興。余師母偶爾也加入談話，這幾天的接送，此生難忘。讓八十多歲的長輩開車接送五十餘歲的晚輩，我真是太糟糕了。

整個三天，情緒很翻騰，又很寧靜，被巨大的溫暖療癒了。離開普林斯頓時，偶然看到了幾句話寫在牆上，特別記下：

Do Justice

Like Kindness

Walk Humble

人生行路的中道，無非如是吧。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中，一趟想了很久的旅程終於啟動，一開始只是想去探望余教授夫婦，書稿是藉口，行前《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和副總編輯簡白，要我寫一篇長一點的文章，配合刊登《余英時回憶錄》的書摘，頓時感到壓力，我原本只想拍拍照寫點短文，交差了事。

我一直想我到底要和余教授談什麼呢？整個旅程被這個念頭盤據心頭，出乎意料地，當我踏進余教授家時，整個人被一股巨大的溫暖包裹，我們敞懷暢談，我沒想到在普林斯頓的三天，我竟有完整的兩天下午可以和余教授說話，如果不是擔心他的體力，我第三天也想再去。余教授夫婦也連續兩晚請我吃飯，師母很高興，她以為余教授第二晚不會再出門吃飯了。

我不是一個及格的採訪者，沒有錄音筆，沒有筆記，沒有小抄，沒有重點，一場開放式的談話，卻談得很自在，不過晚上回到旅館，才開始竭力寫下所有記得的對話。

我為什麼不寫筆記呢？我不想斷了談興，破壞氣氛，或許因為如此，兩人都很自在吧。不過，我還是太緊張了，所有余教授問我的問題，我忘了反問他的看法，可以參照。我後來才知道，這兩天的談話，據余教授在《余英時回憶錄》中的序言說的：是這幾年來覺得最愉快和盡興的一次。

寫給《印刻》的文章，交稿的同時，也傳給余教授，果然他對題目中的「朝聖」有意見，我後來改了。人生行路，許多價值崩毀，許多人讓我失望，這種朝聖的心情，何其難得，何其必要，幾乎是依著這樣的信念，讓我走到現在。我自己也明白，當我踏上余教授家的廳堂時，我離自己的職場終點，也剩下最後幾里路了，但心裡隱隱也有一種放鬆感：我們要焚膏繼晷到何時呢？又是為誰呢？

這一堂的編輯課，是工作上最大的回饋，夫復何求？在我自己的編輯生涯中，這也是一次難得的體驗，為即將出版的新書寫側記。關於攝影，我是要離開時才拍的。我對余老師說想拍余教授的書房，他停了一下說：我的書房很少讓人進入，破例讓我進去拍。他這樣說我反而更不好意思了，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匆匆按了幾張便退出來，但還好有捕捉到珍貴的片刻。

二◯一八年十月一日

余英時教授傳來書名的題字，這次到普林斯頓沒能親手帶回，師母說余教授怎麼寫都不滿意，序也是這兩天才寫好。我一直在想著這次的旅行，在我的人生中，這三天有不可磨滅的位置，海倫・凱勒寫過一篇文章，「三日光明」，我想我也感受到光照進心裡的感覺。余教授後來把我登在《印刻》文章題目改成：一個編輯的豐收之旅，他不想把自己拉高。我以「朝聖」為題，是因為我想起的是西班牙的朝聖之路，有人半途而廢或中途亡故，我以為編輯也是苦行之路，挫折和挫敗很多，能有這樣的時刻，意義完足。

從也沒想到我會在飛機上開始寫文章，而雜誌等著我截稿落版付印，整個旅程提心吊膽，要看著錢包護照，還要看著相機，如果相機／記憶卡掉了，整個旅途就毀了，我的臉後來也像紐約客一樣，充滿防衛。我的心始終停留在拜訪前的這一刻：

終於坐上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的火車，展開一次想了許久卻始終不曾真正踏出的旅程，火車從紐約賓州車站發車，車程約一個多小時，然而，對我來說，這段旅程，在我心裡走了很久。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像以往一樣，沒有特別的事，很少打電話給余教授，早上打電話向余教授、余師母拜年，今年第一通電話，也擔心普林斯頓下雪，怕他和師母進出困難。余老師說只有美東下雪，他們那裡還好，我沒問他「續編」的撰寫進度，他已說了最近都在忙別的事，我就不多說了。應該還沒提筆，我會繼續等。像過去一樣，我把《余英時回憶錄》續編當成允晨文化四十周年的大事（一九八二—二◯二二），如果回首自己的編輯生涯，書是最好的見證。

一邊講電話一邊看著在他家拍的照片，好像我還在那張舒適的沙發坐著。前幾天胡忠信大哥問：你們聊天時喝什麼茶？說真的，那個當下，茶的滋味都忘了，我只想記下所有的談話，隨興地談，吉光片羽，一閃即逝，在余教授書房門口拍了他岳父陳雪屏教授寫的墨寶：「英時近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為楹帖囑書之，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意味深長。

余教授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回中國一次，再也不履故土，此心安處是吾鄉。《余英時回憶錄》出版後，我曾應讀者要求印了一批毛邊書，我後來不再印了，我相信余教授會希望讀者能專注在書寫的內容，而不是版本的獵奇，不過還是留一本給余教授收藏。

二◯二◯年一月五日

前幾天作夢夢到與余英時教授和余師母同遊，遊憩地是一處滿溢著陽光的湖邊，夢醒時，十分眷戀，甚是思念。隔天打電話拜年問安，老人家也很高興，要我找時間再訪，偏偏我抽不出時間，真讓人焦急。余老師說：普林斯頓今年還沒下雪。我聽了倒有些安慰，我想這樣進出就方便多了。從事這一行最快樂的事是，不經意地遇到大作家、大學者，不斷點醒你思想或生活的盲點，讓你在人生理想上有了標高，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幸運之處。我所遇到的作家或學者，像余英時教授這樣縱觀全局，頭腦清明的，真的不多。人多以名位財富衡量人的價值，但我追求心智的開闊與清明，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記得華文朗讀節時，有人問台灣的出版品有沒有競爭力？每個人看法不同。我只說：至少允晨文化的《余英時回憶錄》，六四諸書，中國底層群像，是全球華文獨家出版。而這些書會超越時代，繼續流傳下去。夢裡總去了遙遠的地方，醒來才知是夢。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