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金慶雲／音樂廳裡的戰爭

我坐在這裡生悶氣。本來應該在音樂廳裡欣賞安娜涅翠柯的美聲，結果卻是聽著電視裡政論節目的喋喋不休。我熱切期盼的三月五日的演出，二月二十八日被叫停了。何等倉促魯莽！一星期前，我詫異地發現還有少數餘票。我以為早就該銷售一空了。朋友問，是不是有人抵制？我斬釘截鐵的說，在台灣不會有這種事。兩天之後，證實了我過於天真。

下令喊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是俄羅斯人。政客不會關心她的演唱會主題，是「向女神致敬」。被致敬的，是上個世紀（對很多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歌劇女神瑪麗亞卡拉絲，今年是她百歲冥誕。致敬者，是當世的歌劇女神安娜涅翠柯。或許也只有她有資格以繼任者自居。

當我聽到一個政客洋洋得意的說，「從來沒有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這件事」。我禁不住憤怒，悲哀，還感到脊背發涼的恐懼。

是的，政治干預文化是非常恐怖的事情。當對文化，藝術，學術一無所知或別有見解的掌權者肆無忌憚的闖入這些人類的精神殿堂時，結果都是一場浩劫。

那個政客半譴責半同情的說，主辦單位國家交響樂團怎麼會這麼沒有「政治敏感度」時，簡直可笑了。藝術家的品質裡沒有這一條。藝術組織都不該有，除非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我也很同情許多政客的「藝術無感度」。不過只要他們自我感覺良好，也不必奢求。互相尊重就罷了。偏偏政客們以為他們可以管任何事。這簡直可以替莊子寓言加一則。鼴鼠責問鷦鷯，你怎麼不學會打洞？政客想教導我們獨立的國家交響樂團，關於如何察言觀色的政治藝術。

而藝術家存在的真正意義，是為自己，也為人類維護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為捨此便沒有真正的創造，真正的藝術。此之所以制度上國家交響樂團必須被保護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力的干擾。

我不忍責怪國家交響樂團，作為主辦單位，為我們安排了這麼好的節目，是該被稱讚的。沒能頂住政治壓力，只證明了今天政治力已經膨脹成了吞噬一切的怪獸。我想問，這樣的臨時毀約要賠多少我們的納稅錢？又有誰來賠我損失的，說不定再也不可得的欣賞機會？我們這些小小的損失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台灣的聽眾，特別是年輕人喪失的機會。攀附著涅翠柯的名聲，政客們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們這裡是對藝術無知無感，任憑政治霸凌文化的地方。當然，政客算盤上的得失是另一筆帳。

我無限同情與理解烏克蘭人對涅翠柯的抵制，甚至贊成。藉著她的明星光環效應，他們的不幸能被更多人關注。我願意見到在音樂廳門前的抗議活動。也會毫不猶豫地在他們的譴責聲明上簽名。但針對的是戰爭，而不是無辜的藝術家。

她的罪名，在文明的地方多半已經撤銷。台北之後，她在香港、東京、米蘭演出。五月在德國威斯巴登演出威爾第歌劇《拿布果》的票早已銷售一空。這個音樂節的主題就是聲援受政治迫害者。六月，她將為義大利薇蘿納露天劇場第一百季度揭幕，演出和當年一樣的節目，而全新製作的《阿依達》。七、八月，在米蘭歌劇院還有四場《馬克白》。

即使政治壓力無所不在，2022年六月，柏林國家歌劇院宣布將在2023年秋季與她繼續合作。威斯巴登的總監勞芬巴赫說取消演出是「道德上的歇斯底里。」。不意外，最激進的是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的總經理，大義凜然地對涅翠柯要求道德表態。我倒很希望能在他自己身上看到獨立的思想。最好的證明，就是能作一件違背美國「政治正確」的事情。涅翠柯就曾經跟大都會槓上過：她不在乎什麼「政治正確」，演出阿依達時還是化妝成黑膚。但無論是始終拒絕她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或重新接受她的柏林國家歌劇院，他們的決定起碼形式上都基於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哪個文化部的指示。

2022年三月初，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後幾天，涅翠柯退出了柏林國家歌劇院全新製作原訂六月推出的《杜蘭朵》。三月底，涅翠柯聲明「我明確譴責對烏克蘭的戰爭，我的心與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同在。」並澄清，她見過普丁不超過五次，多半類似受獎或奧運會開幕的場合。她從來沒有得到過俄國政府的資助，參加過黨派。她也是奧地利公民，住在那裡，在那裡繳稅。她與普丁的「朋友關係」，可能如大多數真正藝術家與政治人物富商巨賈的關係，不是源於前者的攀龍，而是後者的附庸風雅。但就這幾句聲明，她在祖國的日子一定不好過了。雖然她說：「我熱愛我的祖國俄羅斯。我只會通過我的藝術追求和平與共處。」但擋不住她從國民音樂家一下子暴跌為全民公敵。然而西方的輿論還不滿意，說她的譴責戰爭是言不由衷。

誰能要求涅翠柯在詭譎的世局中隨時有正確的政治判斷？或許這才是「從來沒有」的東西。這備受推崇的政治家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現在也被一些人詬病與普丁關係太好。希特勒時代，指揮家福特溫格勒，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哲學家海德格爾，還有頂尖的科學家，都因為留在德國，「為納粹政權效力」，而有了汙點。硝煙散去之後，他們的身影仍在。

可以想像涅翠柯心中的煎熬。她看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少政治敏感度的單純藝術家，可能本來還帶著一些稚氣的強大祖國自豪感。這一次的抵制，迫使她認真思考。隨著時間推移，她的思想顯然也在轉變。去年二月底，她退出柏林國家歌劇院時是憤怒的，甚至揚言退出樂壇。她聲援俄羅斯指揮家時說：「強迫藝術家譴責自己的祖國是不對的。」成了她自己的罪狀。目睹戰爭的殘酷，一個月後她發表了譴責戰爭聲明，但仍然沒有如被要求地譴責普丁或俄羅斯。

她在國外，不受政治力的直接威脅，可以暢所欲言。或許正因此她反而不願獨享這種其他同胞沒有的特權。畢竟她更瞭解一般俄羅斯人民對俄烏戰爭的認知，那一定和西方媒體中描述的很不一様。她也更知道，她在家鄉的親友們會因為她的言行付出代價。

保障每個人遵循自己心中的價值判斷行事，而不是別人分派給她的角色，正是一個自由文明社會的可貴之處。沒有人應該強迫罪犯的女兒公開譴責她從小崇拜的父親。涅翠柯當然知道西方世界期待她說些什麼，順勢而為多麼輕鬆。但這是她的選擇。對抗專制政權的高壓，或自由社會的輿論，都需要很硬的骨頭。涅翠柯不幸處於夾縫，必須同時面對兩者。

「不媚俗」，這是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所要傳達的信息。這或許是藝術家最重要的品質。那個最後淪為清潔工的布拉格醫生。只為了維護心中在旁人看來無足輕重的一點執念（對父母之邦的眷戀也是一種），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頌揚的是不合時宜的前清遺老王國維。

經過這一次衝擊，涅翠柯會從一個快樂無憂，到處受到追捧的明星，產生什麼轉變？既然她在藝術上站到了這樣的高度，就不能避免以天下蒼生為念的責任。或許這是她從大藝術家，邁向偉大藝術家的起點。

音樂廳裡，觀眾席上有人大聲斥責，涅翠柯站在台上，一言不發，面帶微笑。直到那抗議者被架了出去，演唱會開始。多麼艱難啊。但比起戰爭受害者真不算什麼。她的微笑裡，或許包含著對那個抗議者的理解同情甚至贊許，或許還有真誠的歉意。她，一個無辜的藝術家，唾面自乾地為她的國家承擔起辱罵。藝術家是民族的光榮，是誰讓她蒙羞？

托斯卡，卡拉絲最偉大的，也是涅翠柯最合適的角色之一，就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家，遭遇殘酷汙濁的政治。托斯卡想用藝術建立一個愛的世界的理想被摧殘，不得不拿起尖刀。她從城堡上的縱身一躍，是藝術與愛不可玷辱的象徵。現在，當涅翠柯唱起托斯卡的詠嘆調《為了藝術，為了愛》時，是不是多了一重感悟？

多麼艱難啊。在這些干擾下，怎麼靜心唱歌呢？或許這正是藝術家的修為。在藝術中她可以忘卻一切，帶領聽眾也忘卻一切，隨著她的美聲昇起到無塵的高處，超越俗世的苦難紛擾。這不是逃避，而是人生中本該追求，而太少享有的幸福。而這正是她能作應作，對這個苦難世界的最大貢獻。這才是，藝術的真諦。

政治，能不能為藝術，維護一方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