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双子vs.瀟湘神／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重新學飛

以娛樂的手段，

寫嚴肅的命題

●楊双子

瀟湘上回提到：「也聽過這世代的台灣書寫不過是政府刻意培植的說法，但身為大眾小說家，我只能表示遺憾。」你狀似輕描淡寫，實際我有同樣深刻的無奈。

如你所知，我也擔綱漫畫原作，漫畫《綺譚花物語》去年（2021年）秋天獲頒金漫獎年度漫畫獎，請恕我在此節錄當時上台發表的得獎感言：

自從1949年戒嚴以來，「台灣」這個詞彙乃至於它的實體，都成為了明確的禁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漫畫是不存在「現實世界的台灣」的。

近來出現許多結合台灣在地議題的漫畫，反而被某些讀者嘲諷，認為這是刻意將台灣特色、「台灣價值」作為賣點，強迫眾人埋單。其實所有「正常國家」所生產的作品，本來就會自然存在它的在地特色，也會自然地與當代議題進行對話，是過去的台灣創作受到扭曲而畸形，導致「台灣的現實世界」被避談了半個世紀，近年重新獲得正視而且得到該有的鎂光燈，我認為這並不能粗暴地視為行銷操作。有句話是這麼說的，「籠子裡出生的鳥，以為飛翔是一種病。」當代的台灣漫畫，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重新學飛。

同年春天，社群網站因故出現一波台灣漫畫爭議，當中一派論者對於運用歷史元素與在地議題的台灣漫畫抱持反感，並且認定是此類生硬漫畫打壞台灣漫畫讀者的胃口、偏又占據台灣漫畫已經稀缺的官方資源。我這番得獎感言，正是對這派論者的有心回應。草擬這段發言時，我料想可能再次成為爭議的燃料，果然之後在網路上也有些聲音——我卻不吐不快。

豈止台灣漫畫創作者，當代台灣文學創作者也面臨同樣的質疑，僅僅是台灣文學的腳步走得比台灣漫畫快一些，也更早爭議過一輪（該說是Ｎ輪）罷了。畢竟時至今日，我書寫裡的台灣歷史元素，會被視為討好握有補助資源的民進黨政府，而著墨描繪日本時代裡的資產階級生活樣貌，則使我被視為皇民。（荒謬之處太多，總之省略吐槽。）我不能代言別人，但我相信同世代寫作者裡也不乏有雷同遭遇之人。

我想書寫自己關切的在地議題，重構這塊土地上發生過的故往之事，期間歷經漫長十數年時光的探索思辨與研究考據，無論創作與論述都有一貫的內在脈絡，統合成我個人的文學創作準則：「以娛樂的手段，寫嚴肅的命題。」即使我自認是類型文學寫作者，走的是日本分類「娛樂文學」那一條路線，努力面對在地讀者與在地市場，可是2022年的今天，終究我（們）仍必須面對目標讀者會提問「為何要創作台灣的故事」的事實。

我不願以無奈作結。說到目標讀者，我曾以為我很清楚知道我透過小說想要對話的對象，但這幾年越來越不敢確定，因為從我獲得的反饋來看，似乎我預設的目標讀者跟實際的讀者相當不同；原先的目標讀者是百合（Yuri）迷群，結果發現比例更多的是嚴肅文學讀者。看來「以娛樂的手段，寫嚴肅的命題」這一寫作路線，還存在著巨大的進步空間。接下來十年，我得埋頭苦幹才行。

話說瀟湘，也能談談你預設的目標讀者嗎？

●瀟湘神

聽聞双子被稱為皇民，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要是認真觀看双子作品，自然知道双子批判殖民體制，或是說，批評以族群為框架而建構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生出的輕慢心；只能說，某些自詡為「讀者」的人，或許不見得真的下過讀者工夫吧？

回到目標讀者的問題，其實我很少想這件事。倒不是自信，而是讀者太難捉摸了，看嚴肅文學的人，真的不會看輕小說、看動漫嗎？或許不少人是雜食的。雖然我寫通俗文學，但我很少基於「讀者想看這個」之類的理由寫作，畢竟所謂讀者可能是我的幻想啊！追逐那些虛幻的意見，或許反而會撲了個空呢。雖然不便代言，但双子也不會盲目追逐讀者意見吧？總之，比起想像的讀者，我更傾向追問身為讀者的自己：我想看怎樣的作品？換言之，我就是自己「目標讀者」的範本。

研究所時代，我跟友人說過想以通俗文學寫嚴肅的社會議題，這與双子說的「以娛樂的手段，寫嚴肅的命題」類似，但我是受到社會派推理小說影響。其實所謂的嚴肅議題，絕大部分都是舉目所及之事，只是大家習慣、麻木到當成不存在。對這樣的視若無睹，通俗文學卻能依託獵奇的表象——譬如謀殺——將無感的日常陌生化，使人重新產生「啊！這麼說來確實……」的意識。我喜歡這種浪漫，也想成為寫出這種作品的人。

或許有人會抱著疑慮吧，通俗文學真能處理嚴肅議題嗎？畢竟通俗文學總被放在嚴肅文學的對立面，彷彿嚴肅議題是專屬於嚴肅文學的……坦白說，邊界都是人幻想出來的，文學難道該被此束縛嗎？而且通俗文學當然能處理嚴肅議題，只是不同類型的通俗文學——科幻、奇幻、推理、言情——它們就像有不同專精的體育好手，雖非全能，但只要在自己的體育項目上就能好好發揮；我能斷言，在類型小說的主場上，它處理嚴肅議題的潛力甚至比嚴肅小說更精緻。

這並不奇怪。所謂的類型文學，就是作者與讀者培養共識，建構出群體——如推理迷——的文化想像。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有大量的類型複製，但複製的結果並非媚俗，而是透過內容的飽和刺激突變，進而以大量作品群擴張形式。最深知類型弱點並自我質疑的不是別人，正是類型的作者與讀者啊！所以當推理小說的黃金年代過去，我們終於開始懷疑：只要滿足知性趣味就夠了嗎？推理形式真的能保證真相嗎？推理能保證正義嗎？偵探是必要的嗎？這些自我質疑辯證了推理小說的形式與倫理學，並以此回應時代。我會說類型文學能更精緻地探究議題，就是因為類型內部的自我否定與辯證，遠遠超過外界想像；它們不需從零開始建構理論。

據我所知双子也有這種經驗。《花開時節》裡，主角穿越到過去的台中，正是對台灣言情小說最盛行的時代，大家並非穿越到過去的台灣，而是中國的回應。既然都要穿越，為何要前往遙遠的他方，而非腳下土地？這是重要的疑問，但要是言情小說沒有蓬勃發展，就不容易產生相關的意識。因此，通俗文學不處理嚴肅議題的印象，與其說是通俗文學的本質，不如說只是通俗文學的發展還不夠成熟。

且提個閒話。我聽過一種說法：寫得好的類型文學也算是文學。這話雖言之成理，卻不得我心；寫得好就是文學，這沒有疑義。但先將類型文學當成不入流的東西排除出去，再收割其優秀之作，是誰賦予文學這樣的立場呢？要誕生好的類型文本，仰賴的是類型的土壤，是作者與讀者短兵相接、主動回應包含社會風氣在內的議題最前線。將開得最美的花摘下，卻否認根柢的土壤？要是放任文學這樣做，那朵花也只能拿去當標本了——光閱讀「經典名著」是無法寫出好的類型文學的。

或許，嚴肅議題被嚴肅文學獨占的時代早已過去（甚至真的有這樣的時代嗎），双子說與你對話的更多是嚴肅文學而非通俗讀者，但是否能這麼說——這也可能是台灣通俗文學開始成熟的徵兆？當然，通俗文學沒有承擔嚴肅議題的義務，一切都是作者的選擇。但要說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就是判然二分、壁壘分明，那會不會只是一種畫地自限呢？雖是過分天真樂觀的觀察，但也不能說言不成理吧？也想知道双子的意見。

嚴肅文學與

通俗文學的邊界

●楊双子

「我能斷言，在類型小說的主場上，它處理嚴肅議題的潛力甚至比嚴肅小說更精緻。」瀟湘這番話，我無比贊同。你對「寫得好的類型文學也算是文學」這句話的不予苟同，我也深以為然。

瀟湘稱呼為「通俗文學」的，我慣稱為「大眾文學」，核心本質應該相同，請容我使用習慣的詞彙繼續這個話題吧。關於「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野，討論起來至少需要足足兩個小時，姑且扼要地說，身為一名前‧大眾文學研究者，我認為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沒有真正「本質」上的差異，比如《紅樓夢》、《傲慢與偏見》等無數文學經典，在他們誕生之初是毫無疑問具備娛樂性質的大眾文學；相對來說，比如瓊瑤寫作一直以「文藝小說」自居並且早年獲得嚴肅文學場域（正所謂「文壇」）接納，卻在廣受消費市場歡迎以後遭「貶」為大眾文學。如果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存在「邊界」，要找到那個邊界，恐怕需要費幾部博士論文的功夫才行。

然而，我也必須申明這番論點是偏向學術觀點的，在現實世界裡，或許有部分讀者（尤其是類型讀者）會想：「我想看的書就是○○出版社和ＸＸ出版社出版的書」、「我都只看租書店裡面某某系列的小說」，從而認為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存在明確的分野也不一定。這種素樸的情感，真是羨慕啊……但即使是我十二、三歲開始泡租書店開始的那頭十年，我也是滿心困惑圖書館（嚴肅文學）和租書店（大眾文學）架上乍看毫無交流的作品，二者差異何在？而我想當的「作家」，又是哪一種「作家」？

說實話，這個話題再講一個鐘頭也沒問題，補充了還想補充，趕緊言歸正傳吧。瀟湘問我對二者邊界的意見，想必來自我前篇言及讀者組成：「原先的目標讀者是百合（Yuri）迷群，結果發現比例更多的是嚴肅文學讀者。」——這段話，實屬我為了省略說明而導致的語病，實在不好意思——精確的說，我指涉的是百合迷群與台灣文學學術圈兩種文化群體，而給予我回饋的更多來自後者。（當然，同時身處百合迷群與台灣文學學術圈兩種文化群體裡的讀者，就我個人感知上也是存在的。）

但是「目標讀者」的設定，意味著我要服務某一群我想像中的讀者嗎？那也還要分面向上來說，「目標讀者」作為商業用語，不免容易讓人有此聯想，不過我設想的更是「透過作品想要跟哪些人對話」，說穿了不免羞赧，這樣說來我並不是考慮「讀者想看這個」而寫，而是因為「我想讓讀者看這個」而寫吧。

另一方面，瀟湘說你考慮的是自己想看怎樣的作品，你就是自己「目標讀者」的範本。我也從這個角度想了一下我的寫作原點，人生前三十年，我寫作的第一個讀者永恆是双子姊妹中的妹妹若暉，比起我自己一個人想看的，我更考慮兩個人都想看的是怎樣的作品。那麼我目標讀者的範本，果然也是「楊双子」無誤。

這段日子跟瀟湘筆談，雖說沒有喝酒餐敘的場合暢快，卻別有一番激盪。未盡的談話，就留給下次見面吧！

●瀟湘神

我很期待。正好最近找到有趣的酒吧，延伸的問題就在酒吧裡好好聊吧。老實說，這段期間我常感到可惜，疫情改變了很多事，沒辦法像過去那樣頻繁聚會，許多話都卡在胸中，沒機會發展。這次筆談下來，或許是嚴肅，但暢談這些，彷彿回到疫情前的時光，對我來說實在是件快事。

其實過了一晚，我也覺得前面說得過了。就像双子所說，不受學術定義束縛的類型讀者，到書店裡根據書店分類探索自己有興趣的書籍，我們哪有立場予以否定呢？人們在認識上做出了區隔，肯定有現實生活中的需求。傲慢地將那些視為幻想，只是曝露了我個人的不成熟吧。

趁自省之際，再檢討一件事吧。對我們這樣的作者，書寫台灣題材是自然而然、未加造作之事；其實不只我們，在戰後初期……不，早從戰前開始，台灣的作者們就在書寫台灣的故事了，只是直到這幾年，台灣才走到鎂光燈下，被大家「發現」，如夢初醒。雖然我對「都是政府操控」之類的說法不以為然，放眼全世界，書寫土地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但我也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為何會抗拒這樣的自然——

或許就像電影《媽的多重宇宙》裡說的，老歌不再好聽，世界不再熠熠生輝，這世界越來越糟了，但錯的是宇宙，不是自己。要是自己熟悉的敘事不再是世界運作的規則，或許我也會害怕不知所措吧？那時我也可能抓緊舊世界的殘骸，拿膠帶把它們拼揍起來，說服自己世界依然是那個世界，什麼都沒改變。

但事實是，這個時代沒有任何造作。沒有陰謀，也沒有迫害。如果文學需要真誠，那我們就只能接受「這個時代就是如此」；就算我對不喜歡台灣題材的言論不以為然，但也不必大放厥詞，說什麼看著吧，這就是台灣意識覺醒的時代之類的，因為一切都是真誠的結果，不過是那樣罷了。

無法適應這樣的時代，我想也是真誠的。但我希望能相信彼此的真誠。文學該是怎樣的、應該怎麼寫、該用怎樣的題材，要是只求建立不可動搖的權威，說那也太無聊了。倘若有一天我們能擺脫這種權力遊戲的延伸，或許文學就能迎來不同樣貌吧？在台灣文學的新時代，掃除權威的真誠能帶來怎樣的變化呢？我很期待。

八月《文學相對論》馬翊航vs.陳柏煜  將於8月1-2日登場  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