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在地化公共化全球化——我對台北文學館的想像與期待

多年來文學界一直有「台北需要一座文學館」的呼聲與期待。作為台灣的首善之都、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相較於全國其他縣市擁有更多的文學資源，也是文學傳播媒體（報紙副刊、出版社、雜誌社、廣播與電視、網路傳媒）薈萃之都，從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報》系的發行迄今，眾多傳媒匯聚於台北、眾多作家寫作於台北，進而引領台灣文學風潮，形塑台灣文學風貌，這座城市之需要一座文學館，用以標誌它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領航座標。文學界的呼聲與期待，因而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在文學界殷切期盼下，欣聞台北市即將設置台北文學館，委由封德屏主持的「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籌備，文學界為之雀躍不已。「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自1982年成立迄今四十年，搭配每月發行的《文訊》雜誌，服務台灣及海外文壇，無論文學資料蒐集、典藏、服務，都有非常豐碩的成果，也獲得海內外文學界無分地域、黨派與族群的肯定與認同。台北文學館能委由該中心籌備，自可水到渠成，順利達成任務。

台灣的文學館除了位於台南市的國立台灣文學館（2003）之外，各地方縣市設立的已有高雄文學館（2003）、南投文學資料館（2007）、宜蘭文學館（2011）、彰化文學館（2015）、台中文學館（2016）之設，今年年底桃園文學館也將竣工。這些地方性的文學館對於彰顯在地文學特色、保存在地作家文學史料、促進在地文學發展，乃至於呈現在地的多元認同、促進文學作為文化公共領域的資源分享，都發揮了相當作用，也標示了在地文學的多樣性。從城市詮釋的角度來看，一座足以詮釋台北市在地文化特色的文學館，的確相當迫切且急需。

此外，台北作為國際城市，也需要擁有一座彰顯台北城市特色的文學館，透過各種文學文本的呈現，凸顯它和巴黎、倫敦、紐約、東京、上海、香港……等城市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同時也在全球華文文學領域中，以繁複多彩、豐富多姿的文學創作成果，扮演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國際交流角色。文學與藝術從來就是城市美學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也是城市的精神與靈魂最具體、最深刻的展現。台北目前已有台北市立美術館（1983）、台北當代藝術館（2001）之設，推動台灣現當代藝術的保存、研究、發展與普及，呈現台北的藝術創作之美，與全球各大城市進行交流。補足文學這一塊，更能強化台北在地球村中獨特的城市精神和靈魂。

從標誌台灣文學領航座標、標示台北在地文化特色、強化台北國際城市精神這三個角度來看，台北文學館的設置都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一座理想的文學館，應朝向文學博物館的標竿前進。從1902年台南州立教育博物館創立迄今，台灣的公立博物館設置歷史已有120年，從國家級到地方級，從公營到民營，各種不同類型、性質的博物館遍布全國各地，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互補功能，也隨著社會變遷而有相應的動態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朝向在地化、公共化與全球化發展。各種不同的博物館的建置，也在這三個發展方向中尋求它們的定位。

文學館作為博物館的一支，是遲至近二十年來才出現的新生兒。其中，國立台灣文學館在文學界強力呼籲下於2003年以「國家文學館」之名開始營運，發揮了針對台灣文學的典藏、保存維護、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項功能，並於2021年10月17日升格為中央三級機構；2020年，該館另在台北設置「台灣文學基地」，提供公眾親近台灣文學的空間。相對於此，尚未建置的台北文學館如何與台灣文學館在博物館的定位上有所區隔、功能上有所差異，以期發揮相生、互補作用，允為首要之務。

就在地化的方向言，台北文學館屬於地方性的文學館，自然應以建置台北市的文學地圖、深化台北文學的歷史脈絡、凸顯台北作家的文學創作為目標，進行相關史料文獻的典藏、保存、研究，以及發掘台北的文學地標和集體記憶，讓曾經發生或現在正在發生的台北文學脈絡更加彰顯，而為台北市民、學子熟悉、珍惜與認同。長遠地說，台北文學館之設，應該也有促生《台北市文學史》的積極作用。

就公共化的角度言，台北文學館建置於首都，擁有先天性的政經文教與地理優勢，文學傳媒眾多、文學資源豐沛，更能展現文學的眾聲喧譁、多元跨界特質。未來若能運用典藏與調查，藉由富有創意的各式展覽與研討、座談、走讀等活動，邀請作家現身，結合媒體報導，鼓勵公眾參與，形成良性的對話，自然可以架構出一個廣為台北市民取用並親近文學的公共空間，也可以增進外來民眾對台北文學的認識與了解。

就全球化的視野言，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21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台北市在118座城市中脫穎而出，排名全球第4名，亞洲第2名，超前赫爾辛基、哥本哈根、日內瓦、奧克蘭等知名國際城市；另在全球50大智慧城市政府評比報告（Top 50 Smart City Governments）則排名第19名，亞洲第7名，超越東京、柏林、米蘭、西雅圖、香港及芝加哥等知名城市。台北文學館可以以此一城市競爭優勢為基礎，向國際社會展現台北獨特的城市靈魂，以文學館作為平台，與國際城市進行交流，擴大台灣文學的視野，提升國際能見度；也可以在世界華文文學圈擴增台北文學的影響力，強化台灣華文文學的話語權。

我還記得，1998年冬夜，齊邦媛教授為了催生「國家文學館」曾給我一封傳真信。稍早她已在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茶會上慷慨陳詞，呼籲政府成立國家文學館，引起媒體重視，立法院為此舉辦公聽會，終於促成國家文學館的設置。這封信寫於立法院公聽會召開前夕。信上齊教授以娟秀而又大氣的筆跡，一字一字寫出她對未來國家文學館的想像，以及她勾勒的意象：

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穹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著它的是台灣文學的成績與現況，世界文學的成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

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而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啟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當年齊教授的獅子吼，喚醒朝野共識和努力，終於促成2003年10月國家文學館開館，她的這封信，我已轉贈台灣文學館典藏；她對台灣文學館勾出的藍圖，付出的心血，都教人感動。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要以同樣的心情寄期望於台北文學館的籌備與成立。台北文學館和台灣文學館一樣，都具有文學博物館的功能：作為典藏台灣文學、促發台灣文學創造的觸媒；作為文學普及教育、終身學習的中心；作為瞭解台灣文學、促進台灣文化發展的機構。不同的是，台北文學館作為地方性的文學館，同時還肩負典藏並展示台北文學成果、傳揚台北文化的館舍，以及提供台北市民參與並接近文學的包容性公共空間；此外，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台北文學館更是詮釋台北城市在國際城市中的特色、彰顯台北文學在全球華文文學圈位置的重要樞紐。

期望未來的台北文學館，能結合台北文學的在地化與全球化，讓台北這座城市及其文學為台灣文學、為全球華文文學做出貢獻。

（本文與七月號《文訊雜誌》同步發表）